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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世紀初，震驚中外學術界的“敦煌漢簡”首經發(fā)掘，但這筆“功績”卻永遠地記在了英國人斯坦因的功勞簿上。1913年前后，斯坦因將他在敦煌西北古長城廢墟發(fā)現(xiàn)的漢簡千枚以及其他古簡帛書交由沙畹考釋，遂有《斯坦因所得漢晉木簡文字考釋》一書。

“敦煌漢簡”地寶甫一面世，便為異邦學者所獲取、研究，當時中國考古學人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。

但亡羊補牢，猶未為晚。學識卓越、目光如炬的王國維堪稱中國簡牘學研究的先驅。當他與羅振玉共同研讀沙氏所寄予的《考釋》一書時，便敏銳地覺察到了這批漢簡的重大學術價值。于是握槧操觚、心系綴簡，補古史于經籍、啟新學于流沙。在與羅氏分端考訂、潛心鉆研匝月之后，中國簡牘學的開山之作《流沙綴簡》便問世了。

王國維雖未見到實物，但憑借著卓犖不群的國學修養(yǎng)，依舊做出了舉世矚目的學術成果。他在《致繆荃孫》中寫道：

此事關系漢代史事極大，并現(xiàn)存之漢碑數(shù)十通亦不足以比之。東人不知，乃惜其中少古書，豈知紀史籍所不紀之事，更比古書為可貴乎?？坚岆m草草具稿，自謂于地理上裨益最多，其余關乎制度名物者亦頗有創(chuàng)獲。

這批漢簡多為屯戍士卒的簿籍文書，是研究古烽候地理的一手史料，王氏的驚喜之情可謂洋溢于字里行間。而“裨益最多”“頗有創(chuàng)獲”亦絕非虛美自夸之辭，《流沙綴簡》對于遺址性質、漢代長城走向、中外交通以及文書制度等方面的見解至今仍有很高的參考價值，這是簡牘學界所共知的。

王國維的可貴之處還在于關注到了簡牘的獨立價值，而不局限于與古書相參證。誠如他在書信中所說：“豈知紀史籍所不紀之事，更比古書為可貴乎?！比绻f《流沙綴簡》中戍卒的日常文書是被歷史所遺忘的角落，那么，與此書相為表里的《簡牘檢署考》可謂填補了“典籍們”語焉不詳?shù)倪z憾。古人著述的載體是簡冊，可其形制究竟如何？歷來學者爭論不休、未定一尊。王國維《簡牘檢署考》的重要價值便在于根據(jù)簡牘這一新材料，初步闡明了我國古代的簡冊制度。正如李學勤先生所稱贊的：“王國維先生在1912年，以大半年時間，四易其稿，著成《簡牘檢署考》一卷，主要依據(jù)新發(fā)見簡牘實物與文獻記述，互相印證，創(chuàng)獲甚多，妙義紛呈?！倍跏蠈τ诤啝┲贫鹊目疾煊趾螄L不是今日“簡牘學”的先聲呢？王國維不愧是走在時代前沿的學術大師。

時至今日，簡牘學可謂一門顯學?；仡櫄v史，我們不能不感念前賢的篳路藍縷之功。魯迅先生曾這樣激賞王國維：“中國有一部《流沙綴簡》，印了將有十年了。要談國學，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。開首有一篇長序，是王國維先生做的，要談國學，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?！闭\然，研究經史子集是國學，但挽墜簡于流沙、補舊史所未及更是國學。王國維先生拓荒于敦煌漢簡研究，不僅是漢簡之功臣，也是開一代學術風氣之功臣。

（本文作者系蘭州大學文學院古文字學強基班學生 王瑞霖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