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懲戒權說到底不是教師需要,而是學生需要。換句話說,懲戒權并不是給了教師什么權力,而是給學生正常成長以保障。

　　教育懲戒權應該是一個系統(tǒng)工程,絕對不是一句“教師可以適當懲戒學生”就可以解決的。在內容上應該有一個“度”的問題,什么程度的錯誤應該受到什么程度的懲戒,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。同時,對學生進行批評、懲戒以及處分,都必須有合法的程序

　　□　本報記者　　　杜　　曉

　　□　本報實習生　涂陳昊

　　近日,北京市教委公布的《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實施意見》要求,各區(qū)、各中小學要堅持教育為主、懲罰為輔,依法依規(guī)及時有效處置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,建立健全應對突發(fā)校園欺凌和暴力事件的應急處置機制。

　　北京市教委公布的“意見”中還提到,將采取多種措施強調教育懲戒威懾作用。這一關于“教育懲戒”的提法引起社會高度關注。

　　為什么需要教育懲戒權

　　去年4月,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縣一所中學的課堂上,有學生拒交試卷,不僅“出口成臟”還拿板凳砸老師。

　　此事發(fā)生之后,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(qū)教育體育局教研員王維審數(shù)年前寫的一篇文章《當教育只剩下縱容》,在微信朋友圈走紅,被頻繁轉發(fā)。

　　王維審在文中寫道:“遠古有記載:‘舜耕地,牛不走道,舜鞭己不責牛。’牛不走道,舜為什么要鞭己不責牛?這說明了什么?我們應該怎么理解他當時的心情?很多人根據(jù)現(xiàn)代人的觀念這樣解釋:牛不走正確的路,是因為人沒有引導好,牛自己是不知道的,所以不應該責罰牛,應該追究自己的責任。并更進一步強加給現(xiàn)代的教育,以此來要求老師們仿效古人,對那些問題學生要反思自己,絕對不能把責任放在學生身上……當錯在學生、老師連生命權益都得不到保障的時候,這些一味指責教育者的專家是否想到,一味的放任,一味的包容,將會培養(yǎng)出怎樣的學生?這種宗教信徒式的寬容、忍辱負重難道就是教育的底線嗎?”

　　為什么需要賦予教師教育懲戒權?教育懲戒權會產生哪些作用?

　　王維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回答了記者的問題。

　　“我剛剛做班主任不久,班里的一個孩子偷拿了家里的50元錢,被家長追到學校里打。在追問之下,孩子說出了事情的原委,原來他是被人敲詐了,一個高年級的學生帶著一伙人要他交50元保護費,否則就會被處置。這個孩子說,他們一伙人經常問別的同學要錢,不給的話就會被群毆,所以他只好偷家里的錢交了保護費。”王維審說。

　　于是,王維審和學生家長找到了那名高年級學生的班主任,這名高年級學生的班主任找到了學生及其父母。這名高年級學生并不否認,但他與父母都拒不還錢。后來學校出面處理,也無具體辦法可以解決。

　　“我班的學生家長一怒之下報警,派出所工作人員解釋說,那名高年級學生還是未成年人,敲詐數(shù)額也不大,教育了一通便讓他的父母領回。從此,未受到任何懲罰的那名高年級學生更加有恃無恐,頻頻敲詐低年級的同學。事情的結局是,在19歲那年,那名學生因為攔路搶劫致人死亡被判死刑。”王維審說。

　　此后,每當人們在討論教育要不要有懲戒權時,王維審就會想起這件事。

　　“在大多數(shù)時候,人們會認為教師需要懲戒權,需要一把維護教育進行下去的‘尚方寶劍’。其實,我倒是認為,教育的懲戒權說到底不是教師需要,而是學生需要。換句話說,懲戒權并不是給了教師什么權力,而是給學生正常成長以保障。倘若,教師和學校(或者說教育)有一套完善的、針對問題學生的懲戒措施,那么高年級學生很可能就會在第一次敲詐同學時被及時處置,也有可能就會改掉身上的惡習。那么,19歲的悲劇也許就可以避免。用適合孩子的懲戒、懲罰矯治孩子的錯誤,總比等到犯罪了搞個嚴重的秋后算總賬要好。”王維審說。

　　懲戒程度應有明確界定

　　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曾在多個場合談及教育懲戒權。

　　“嚴格地說,教師的懲戒權不是誰賦予的,而是教師這個工作所必需的。從古代開始,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的教師,都擁有懲戒權力,否則,教師無法完成本職工作。有人認為教師的懲戒權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或者學校賦予的,這種理解是錯誤的。”儲朝暉說。

　　儲朝暉認為,正是由于上述錯誤觀念的存在,導致一些教師放棄了懲戒權,甚至放棄了自身的責任,進而在教學實踐中造成很多問題。有的學生因此沒有受到合適的教育,對學生自身也形成傷害。

　　關于教育懲戒權,儲朝暉打了一個比喻,“就好比車輛的剎車一樣。懲戒權是對學生的一種控制,當學生不能自我控制時,教師通過懲戒用外力來控制學生。如果沒有剎車,就不知道車會開到什么地方去,速度、方向都無法控制”。

　　在校園欺凌事件不時出現(xiàn)的當下,關于教育懲戒權的討論可謂是一浪高過一浪。

　　全國人大代表、廣州市人大制度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舒曾提出,近年有一些教師體罰學生的報道見諸報端,體罰當然不好,但是過度渲染,讓老師對學生完全不敢教育,孩子一點兒挫折都不能承受,這同樣是教育的失敗。如今,學校中的“熊孩子”“小霸王”越來越多,陳舒認為,要賦予教師更多教育孩子的權力。

　　過去人們關注教師體罰較多,那么,教育懲戒權應該如何實施?

　　“當學生行為違反教育規(guī)范時,教師首先應該提出警示,如果多次警示還不改,就要實施懲罰,確保讓學生行為回歸正常狀態(tài)。”儲朝暉說,“關于教師如何正確行使教育懲戒權,并沒有標準答案。不同的老師行使懲戒權的過程是不一樣的。比如說年輕的老師,在行使懲戒權時會更加謹慎、小心,如果是經驗豐富的老師,行使懲戒權就不同于年輕教師。不同的學生也不一樣。個性不一樣的學生,或者因為不同原因違反教育規(guī)范的學生,對其行使懲戒權的過程都是不一樣的。”

　　儲朝暉認為,如何行使懲戒權是一門教育的藝術,主要是看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以及互動狀況,以確保有效對學生發(fā)揮作用。

　　王維審認為,教育懲戒權應該是一個系統(tǒng)工程,絕對不是一句“教師可以適當懲戒學生”就可以解決的。在內容上應該有一個“度”的問題,什么程度的錯誤應該受到什么程度的懲戒,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；在懲戒權的行使上也有一個“度”的問題,什么程度的錯誤要有誰來執(zhí)行懲戒,是教師學校還是專門的社會機構,都應該劃分清楚。

　　學校在這方面也可以出臺一些規(guī)定。

　　“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無權勸退,高中階段有勸退規(guī)定。”王維審說。

　　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,對學生實行批評、懲戒教育,學校的校規(guī),包括懲戒規(guī)定,需要在聽取全體教師、學生、學生家長意見基礎上民主決策,校規(guī)不能僅由學校行政領導制訂,更不能與上位法抵觸。合法校規(guī)的制訂,需要學校依法治校,并擁有依法治校的綱領性文件——學校章程。教育部已經要求各中小學制訂章程,做到一校一章程。章程是明確界定學校辦學者、管理者、教育者、受教育者、社會機構權責的法律文件。目前,我國各中小學都在進行章程制訂,但有很多學校并沒有真正把章程當回事,還是把章程作為校內行政性文件加以應付。學校應該結合章程的制訂,明晰教師和學生的權責。

　　儲朝暉認為,學校在實行勸退等懲罰措施時,對違反校規(guī)的學生要根據(jù)不同情況給予懲罰。“如果是多次發(fā)生,就要給予懲罰,如果是剛剛發(fā)生或者偶爾發(fā)生,還是應該以批評教育為主”。

　　行使懲戒權須有合法程序

　　2009年,在教育部頒發(fā)的《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(guī)定》中,專門設立了條款提出,“班主任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力”。

　　對于“適當方式”“批評教育”以及后續(xù)手段等,上述規(guī)定未作具體說明。

　　“還是有很多班主任不愿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,因為他們不知道什么是‘適當方式’,擔心萬一‘不適當’而給自己引來不必要的麻煩。”熊丙奇說。

　　儲朝暉認為,教育懲戒權是一把懸著的劍。只要懸起來,就相當于在使用,并不一定要用劍去刺傷某個學生。不能把懲戒權的使用理解為只有當其刺傷某個學生時才算是使用了。在教育實踐中普及懲戒權,讓教師能夠自主使用懲戒權,這就是在使用懲戒權。

　　“教育行政部門也應該從一些教育領域適當退出,讓教師能夠正常行使懲戒權力。”儲朝暉說。

　　熊丙奇認為,對學生進行批評、懲戒以及處分,都必須有合法的程序。當前,我國中小學批評、懲戒、處分學生,有很多就由當事班主任、老師直接作出,這貌似十分直接、快速,可是缺乏程序正義,把屬于學校公共事務的批評、懲戒和處分,演變?yōu)閷W生和教師之間的恩怨,直接導致被批評、懲戒、處分的學生及學生家長把矛頭對準教師,制造師生間的沖突。

　　“合法的程序,應當是把學生的違規(guī)、不良行為(包括遲到、曠課、不遵守課堂紀律、欺凌同學等),上報給由政府教育部門官員、學校領導、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、社會專業(yè)人士代表共同組成的學生事務中心,由學生事務中心啟動對學生行為的調查,包括聽取被懲戒學生的辯護,根據(jù)調查結果作出懲戒決定,把懲戒決定告訴學生及學生家長,學生及學生家長可提起申訴,學校學生事務中心成立申訴委員會或仲裁委員會再進行調查、舉行聽證會,根據(jù)新的調查結果作出新的決定。這一程序和機制,充分保護學生的權利,也讓批評、懲戒真正起到對學生進行規(guī)則、法治教育的作用。”熊丙奇說。

　　“從立法的角度來說,我認為不是賦予教師懲戒權,而是賦予教育懲戒權,教師只不過是一個執(zhí)行主體而已。”王維審說。

　　儲朝暉認為,從立法層面來說,教師法中應該包含教師在必要時候行使懲戒權的條文,但是目前教師法中還沒有相關規(guī)定。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專業(yè)的領域,其他法律中不容易涉及相關內容。